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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不畏权贵敢斗邪恶

2018-03-27 17:08:47 来源: 中国新闻杂志社网欢迎您

    王杰(1725—1805年),字伟人,号惺元,别号畏堂,今陕西韩城市庙后村人。他自幼聪明过人,博学多识。乾隆十二年,就读于西安关中书院,从武功孙景烈治理学,得益匪浅。曾以拔贡考任兰田县教谕,未到任。父亲早逝,家境贫寒,以代人写字瞻养其母。曾任陕甘总管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宏谋幕僚,以书法见长,工作出色,很受器重。后因受陈宏谋等人的熏陶和影响,在研究儒家的经典和经世致用之道方面进步很快。王杰自己认为“生平行已居官,得力于此”。
   乾隆二十六年(1761),王杰会试中进士,以第三名进呈乾隆皇帝殿试。时值中国西部边境局势刚刚平定,乾隆皇帝欲在西北方面选拔官吏统治,又以陕西百余年在朝无人任大官,正巧选中了这位人才;经过调查询问,得知王杰人品很好,风度庄重潇洒,乾隆皇帝见王杰试卷字迹清秀,即御批王杰为殿试第一名,成为清王朝开国百余年来第一名陕西籍状元。乾隆皇帝还特赋诗以贺:“西人魁榜西平后,可识天心偃武时”纪念此事。王杰先在南书房当值,长期掌管以文章试士取舍的权力,经过五次迁升,任内阁学士。乾隆三十九年(1774),授任刑部侍郎,又调吏部,后提升为左都御史。乾隆四十八年,其母病故,在家服丧期间,被提拔为兵部尚书。乾隆皇帝车驾南巡时,王杰即去答谢。乾隆说:“你来很好,君臣久别,应知道我很想念你,你是个文人,我不想伤你的感情,守丧结束了再回来。”乾隆五十一年(1786)王杰出任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次年出任东阁大学士,管理礼部,台湾、廓尔喀叛乱先后平定,其画像两次挂在宫廷紫光阁,加封为太子太保。
   王杰中了状元以后,传闻山东几位在朝文人很不服气,认为乾隆皇帝选拔不公,便出了副对联,去当面考他。上联是:“孔子圣,孟子贤,自古文章出齐鲁”,王杰略一思索,随即答道:“文王昭,武王穆,而今道统在西秦”。这些文人态度大变,从此对他十分尊重。又传闻他在教皇子颙琰读书时,严加训教,并跪罚站。一次乾隆碰见皇子罚跪,一时气愤,即令太子站起,并说:“教者天子,不教者天子,君君臣臣乎!”王杰于内室闻其声,高声答道:“教者尧舜,不教者桀纣,为师之道乎!”乾隆听后深受感动,令太子复跪,自己则默然退去。这两宗事史无记载,但这种传闻却表现了人们对王杰文采过人一丝不苟刚正耿直的赞誉之情。
   王杰任职数十年,为官清廉,敢于直言。乾隆皇帝对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和珅十分宠信,视为心腹,而和珅任职20余年,结党营私,独断专行,飞扬跋扈,大肆贪污受贿;家中财物巨万,仅掠夺农民土地一项就达80余万亩,朝中上下怨声载道,但畏于和珅的权势,有的巴结献媚,有的隐忍不言,只有王杰挺身而出,多次上奏皇帝,并当面斥责和珅的奸贪劣迹,经常在朝廷上同和珅争得面红耳赤。一次和珅拉住王杰的手道:“何柔荑乃尔!”王杰厉声地说:“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珅无趣,羞愧而退。
    嘉庆皇帝即位后,宣布和珅大罪20条,并将其逮捕下狱。王杰参与了对和珅的审理,查明了和珅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等种种罪恶事实。当时清政府年收税银7千余万两,而和珅家财产折银竟达8亿万两,相当朝廷10年的总收入。此案审理完毕,嘉庆皇帝责令和珅自杀,全部抄没其家产。当时在老百姓中流传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可见其影响和震动之大。在反对和珅的斗争中,王杰起了主要作用。嘉庆元年,王杰以脚有病呈奏皇帝,免去其军机、书房及管理部事职务,但朝廷大事皇帝还经常请他出谋划策,他亦经常入朝上奏。
    乾嘉之际,清王朝残酷的政治压迫,特别是川、楚、陕、甘、豫五省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十分严重。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生活困苦不堪。流民在白莲教的号召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抗斗争。清政府调集各路军队会剿镇压,但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王杰此时已因病免官,他却密切关注着白莲教起义,并上疏谈了自己对平息这场起义的看法。他认为白莲教起义久久不能平息,其原因就在于地方吏治黑暗,官逼民反。数年来清军不断围剿,五省百姓死伤达百万,但起义的势头却有增无减。如果一味残酷镇压,只会适得其反,激化社会矛盾。因此,他主张实行怀柔政策,免除起义爆发之地的钱粮赋税,整饬吏治,优待“归顺”的起义群众,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削弱农民的反抗力量。王杰这种思想实质虽然是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着想,但客观上对农民实行这种让步政策,是有益于农民的。
   王杰的官位虽高,但从不居宫自傲,依势欺人,以权谋私,对自己的亲属要求很严,铁面无私,清廉自守,纤毫无苟取,亦不干以私,其门生间有以礼馈赠,杰则正色道:“今若受馈,何为官?”嘉庆五年(1800)已76岁高龄的王杰以年老气衰乞请解职,嘉庆帝下诏挽留并特许他拄杖入朝。他专门上疏,请求解决政治上的腐败和堵塞国家财政上的亏空问题。王杰认为当时吏治方面弊病甚多,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各级官吏贪赃受贿,搜刮民财;二是各地驿站滥支苛派不恤民力。他尖锐地揭露了乾隆四十年以后的贿赂公行,买官卖爵的官场现状。“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而官吏们为了买到肥缺,动用国库,有亏空十余万者,一旦遇到清查,则横征暴敛,以敲榨勒索百姓来弥补。至嘉庆四年以后,中央和省一级大吏“知尚廉俭”,但州县经济形势仍然拮据,苦乐不均。驿站的差役也弊端丛生,驿役不断增加,逼迫百姓荒弃务农,服役期间又要受到百般盘剥。差事一到,名堂繁多的费用,如钞牌礼、过站礼、门包、管厨等,花费很大。来往大员除本人勒索外,家人门吏也趁机大捞一把。因而,王杰建议嘉庆帝能够“博访众论,斟酌尽善”,广求整饬之法,根除积弊。 
    王杰居官数十载,从无积私,归里时仅几十箱书籍而已。亦无豪华住宅。县城内私邸乃王杰作官后典当的房舍,直到其孙笃手才正式购买。王杰居乡里外出只一骑一仆,穿着与老百姓无异。偶于街衢闻避道声,即肃立道旁,曰:“邑令,吾乡之父母官也。”嘉庆七年,王杰以病请辞官,晋太子太傅。第二年还乡,清仁宗赋诗送行:“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嘉庆十年正月,王杰卒于京邸。仁宗亲致祭文,赐银二千两,着荣亲王治丧,赠太子太师,谥号文端,入祀贤良祠。祠联为:“文见长,清风两袖,不畏权贵;端品高,言道一身,敢斥恶邪。”祠联今天看来对王杰生平的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本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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